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国际高等教育》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第2卷第4期,2009年12月
    (本期译自Number 57,Fall 2009,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oston College)

美国学术自由面临的新挑战

Robert M. O'Neil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系统前校长,退休时为弗吉尼亚大学法律教授,现负责杰斐逊自由言论保护中心(Thomas Jefferson Center for the Protection of Free Expression)和福特基金会艰难对话行动(Difficult Dialogues Initiative)
电子邮箱:rmo@virginia.edu

       美国高等教育中学术自由的发展以奇怪的、常常是难以预见的方式在进行。对那些在公立或政府资助高校工作的教师来说,法庭对于学术自由范围的界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独立或私立高校的政策很少受制于法庭的决议,对于在其中工作的教师来说,学术自由的标准由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这样的组织提供。这两类高校的一部分教师可能还受到劳资协议的保护。美国学者的权利和自由在经过大约十年鲜有危机考验后,学术自由在过去的一两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其中有三次考验值得特别关注。
       柳约翰案
       第一个案例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律教授柳约翰(John Yoo)的官司。在担任小布什政府的高级法律顾问期间,柳约翰提供的观点似乎使极端审讯方式被合法化,潜在的包括了酷刑——该方式引起了巨大争议,因此政府立刻宣布放弃使用。当一些包含此类建议的备忘录公诸于世后,立刻出现了要求学校制裁作者的言论,尽管柳约翰具有伯克利的终身教职。当某国家委员会建议取消一些“酷刑备忘录”作者的律师资格、联邦法官拒绝驳回酷刑受害者对柳约翰和其他几位白宫法律顾问的民事损害赔偿时,要求大学制裁的呼声更强烈了。然而伯克利分校法学院的院长拒绝开展任何可能导致解雇的正式调查,坚持柳约翰教授的言论受学术自由的保护,即使其言论与国际法主要原则相悖。但院长并没有否定需要更加严格审判的刑事罪名的可能,比如战争罪。
       尽管普通人很难看明白院长的立场,但这个立场似乎具有无可置辩的正确性。支持美国违反已确立的嫌犯审讯国际准则,这种行为显然是充满争议的,而且与人们对供职于政府的学者的期望相冲突。此外,柳约翰教授可能是因为其学术背景和教师身份而被小布什政府征求意见的。学术自由显然已延伸到了课堂和学术期刊之外,涉及了其他领域和媒体中具有争议性的观点。如果向政府提供这种危险(甚至违法)的建议可能要面临失去教职的风险,学者们今后可能会让自己的观点无法接受,或直接拒绝被咨询。如果柳约翰教授最终被指控为战争犯并被定罪,可能不会得到多少同情。不过目前来讲,即使是在如此具有争议的案件中,院长对学术自由的保护似乎是符合我们的传统和价值的。
       威廉·罗宾逊案
       与此同时,一个完全不同但同样具有挑战性的事件在加州大学的另一个校区拉开了帷幕。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社会学教授威廉·罗宾逊(William Robinson)向他的本科生班级发送了一封严厉批判以色列在加沙对待巴勒斯坦人方式的电子邮件。尽管罗宾逊自己是犹太人,但他对加沙的情况越来越担忧,在他的邮件中强烈地暗示了以色列现在的行为与纳粹在大屠杀中的暴行相似。在邮件中,他还添加了一些反映中东目前和东欧七十年前儿童尸体的恐怖照片。
       罗宾逊的一些学生迅速向一个全国性犹太人组织传达了他们对该信息的深切关注,该组织于是向大学管理人员提出了抗议。教师评议会立即在学校展开了深入调查。罗宾逊的许多同事坚持认为学术自由保护此类交流,而许多外部的和一些内部的团体则认为罗宾逊越界了,滥用了其职位,参与了不可饶恕的反犹太主义。在持续若干星期的指控与反指控后,委员会在初夏宣布结束该事件,并且不再采取进一步措施。大学管理层同意委员会的意见,正式程序就此结束。
       教师评议会的处理并没有平息议论,事实上反而引发了一系列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有趣议题。罗宾逊教授使用的新式媒介也依然处于严密监控中。如果他在课堂教学或是通过更传统的方式与学生分享他的看法,这些看法肯定会引起关注,尽管大多数批评者承认授课材料与课程直接相关,因此在教师的学术自由范围内。但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信息和照片给班上所有学生似乎是完全不同(且应受谴责)的行为。一则,在课堂教学自由的保护范围中,很少明确提及该种交流方式。此外,一些批评者主张罗宾逊利用校园设施(电子邮件系统和服务器)传播了其个人政治观点。二则,随加沙和大屠杀类比一起发送的恐怖照片所产生的必然影响,大大增加了风险。不过,媒介的改变不应减弱对学术自由的保护(很高兴圣巴巴拉分校也没有这样做),即便是涉及到具有争议性的教师观点。
       瓦德·邱吉尔案 
       最后一个是科罗拉多大学种族研究教授瓦德·邱吉尔(Ward Churchill)的系列事件。尽管教师评议会澄清了他在某网站一篇文章中关于911袭击的论点,即将世贸中心的受害者比作“小艾奇曼’[“little Eichmanns”是指二战期间执行灭种计划的纳粹官员阿道夫·艾奇曼(Adolf Eichmanns)]”,并称赞劫机者拥有“体现信念的勇气”,但丘吉尔最终由于在另一项独立的研究项目中出现的大量严重不当行为,被从终身教职岗位辞退了。丘吉尔向州法院提请了诉讼,要求赔偿非法解雇的损失;陪审团一致认为他被不恰当的解雇,但是仅给予他一美元的象征性损害赔偿。丘吉尔之后再一次提出诉讼,要求恢复其教职。他认为对其研究的调查纯粹是由于“小艾奇曼”一文引起的,并且他认为该调查是违宪的。
       2009年仲夏,科罗拉多州法院的法官驳回了丘吉尔的主张,遵从大学的裁决及学校在最终评定丘吉尔研究方法时采取的程序。学校的裁决尽管不容易被看明白,但似乎是正确的,而且曾被上诉到更高一级的法院。该案的经验教训似乎很清楚:对教授行为完全不同的两方面(研究方法与校外言论),如果仅仅因为前一具有争议性的观点可能引起对后一方面行为的调查而永久禁止调查后一方面的话,那么学校将没有追索权来对付严重但完全独立的违规行为。这样的结果将把学术自由扩展到不适合其保护的范围。
       结束语 
       上述三个案例都极其复杂,并且非常接近区分学术自由和可罚不当行为的模糊界线。我们对学术自由的理解已经好几年都受到严峻考验了。本文所描述的经验应该可以让我们做好准备,以便更好地面对不可避免的新一轮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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