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与争鸣
【观点】赵文华、江育恒:大学社会声誉的学理考察:国外研究进展及启示

      作为大学追求的非物质性目标,社会声誉已经成为现代大学创造竞争优势的重要资源,卓越的声誉往往是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国外关于大学社会声誉的专门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并且在最近十余年逐渐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更加深入并趋于精细化。

      大学社会声誉的评价、效应、形成及其影响因素是该领域的中心议题。围绕着如何对大学社会声誉进行评价这一热点问题,众多学者开展了富有探索性的研究。一方面是关于大学社会声誉的操作化测量,涉及声誉的维度及指标。例如2014年,埃瑟·泰尔奇(E. Eser Telci)和丹尼斯·坎特(Deniz Kantur)结合定性和定量方法开发了一份共计18个题项的声誉测量量表(见表1),包含学术能力(academic competence)、负责任的管理(responsible management)和社会吸引力(social attractiveness)三个维度。另一方面是关于已有的大学社会声誉评价工具,涉及各种排名或评估的应用及价值反思。同时,国外学者们针对大学社会声誉对各项高等教育活动带来的磁场引力、优势累积、市场调节等具体效应也进行了大量研究。

表1 埃瑟·泰尔奇和丹尼斯·坎特开发的大学社会声誉测量量表


      国外学者从要素的层面对大学社会声誉进行了一系列学理探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第一种观点是资源依赖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将资源要素的投入视为大学培育社会声誉的基础性因素。例如2006年,弗雷德里克斯·福克文(J. Fredericks Volkwein)和凯尔·斯威泽(Kyle V. Sweitzer)针对美国242所研究型大学和205所文理学院,梳理与大学社会声誉密切相关的变量,构建了“投入—过程—产出”(input-process-output)模型(见图1),并指出社会声誉在研究型大学与文理学院之间的生成动力存在差异。第二种观点是功能决定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从大学的基本功能出发,分析大学功能履行如何影响大学社会声誉。第三种观点是综合因素论,诸多因素之间的综合作用是理解大学社会声誉形成的关键,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在近些年逐渐增多。此外,近年来从利益相关者互动、品牌传播学、组织行为学等视角展开的过程研究取得了许多创新性成果。


图1 弗雷德里克斯·福克文和凯尔·斯威泽提出的概念模型


        基于文献梳理和解读,笔者得出以下经验与启示:第一,大学的声誉是利益相关者进行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对声誉影响力的判断不能脱离具体的情境。第二,国外学者对于大学社会声誉的研究路径较为丰富,在方法上日趋多元,众多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三,关于大学社会声誉形成与维持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知识,有必要从演化的观点对大学社会声誉的生成、维持及传播的动态过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第四,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类型、运行机制以及文化背景都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加强对大学社会声誉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的本土化研究。


      来源:

赵文华,江育恒.大学社会声誉的学理考察:国外研究进展及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20,47(4):102-115.

作者介绍:

赵文华,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科学与技术政策,现代大学制度。

江育恒,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2019届博士研究生,现就职于厦门市教育局办公室。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科技创新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