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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Eers】高磊:文科的“衰弱”,我们能做什么?

“高中阶段分文理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选文科的同学,并不是因为更爱好文学历史,而是因为数理化学不明白。上了大学你就会发现,文科完全可以自学,而理工科必须要有老师讲授,理工科的课程难度要大的多”,微博用户奥卡姆剃刀不久前针对文科生的一番言论毫不意外地掀起了中国网络上新一轮的焦虑,只不过这一次的对象,是被刻板印象塑造出来的“文科生”。“智商筛选”、“缺乏核心竞争力”,每一个关键词看似都直指要害,以至于自己在看到相关言论时不禁对号入座,几乎要在一瞬间认同“文科无用”之辩,继而惶惶不可终日,陷入持续不断的焦虑。点赞,转发,在贡献几乎可以忽略的流量后继续“无用”,等待下一波“焦点”—焦虑的重点被发掘,日复一日地焦虑到再也不年轻,直至失去梦想。 

所幸自己暂且没有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理智和自我认同的需求使我对此保持着最基本的批判意识,但一瞬间的焦虑显然不是“心动的感觉”,而是“心有戚戚焉”,虽然贩卖焦虑已经成为一种营销手段,但能够被成功挑起的群体性焦虑,依旧有其内在根源。广义上的文科,确实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被商业裹挟,被科学殖民,是人文社科日益严峻的生存处境。美国的人文学科本科生在全体本科生中所占的比例仅为7%,还被认为是“非战略性学科”,中国当前人文社科的严峻处境比之过犹不及。毕竟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我国要追赶乃至弯道超车的很多领域都是理工科的尖端科技,诸如《厉害了,我的国!》,厉害的也多是大国重器,就连不甚厉害,戳中全民痛处的,也是芯片之类的“核心科技”,人文社科是否有差距,有多大差距似乎难以感知。唯有看着好莱坞大片里的美国故事时,大家才会想起来要“讲好中国故事”,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是断乎不能等同于人文社科的,但却能让人想到“文化工业”。早在1947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在《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一文中将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区别开,指出“为大众服务”不过是文化工业的一套说辞。文化工业不是人民群众自发产生,喜闻乐见的文化,而是自上而下构建的文化体系。学院派人文社科日益式微的同时,“文科”却以一种娱乐化、商业化的方式被呈现在公众面前,不同于数学公式、物理化学方程,“文科”的亲和力更强,具备文字阅读能力即可尝试的“低门槛”以及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使得几乎每一个人都能构建自己心目中的“文科”形象,专业的壁垒似乎也不甚明显,故而“文科完全可以自学,而理工科必须要有老师讲授”之类的观点能够引发共鸣也就不奇怪了。在消费时代,文科也要面临被消费的命运。

无论是营销也好,还是普遍的偏见与误解,教育学作为人文社科的一大组成部分都难以独善其身。而教育又是个人人都能发表看法的领域,没做过教师的人也做过学生,若是拥有工作经验的一线教师乃至行政管理人员,则更可以经验为自己带来“专业性”,而学习教育学的人,却需要不断找寻自身的专业性。这种专业性的不明确在教育学初现之际便已有之,乃至需要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来证明教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自身理论体系的欠缺则又从另一个角度不断强调“教育学”更像是一种问题研究,与教育相关的问题就可以纳入教育学的研究领域,高等教育也不例外。与社会学交叉的自然是教育社会学,与经济学交叉的也就是教育经济学了。凡此种种,对“教育学”究竟是什么,很难有一个清晰的界定,故而称作对“教育”和“高等教育”议题的研究或许更为贴切,而且充满问题意识。

这样的疑惑与思考在自己研究生入学后达到高潮,想来是因为本科所学固然也面临专业认知上的困难,但多少算是实学,研究生甫一开始就有“避实就虚”之担忧。然而担忧在很多时候来源于无知与伴随无知的焦虑,随着质性研究方法课程的深入,最初的疑虑渐渐消散了,范式、研究方法等概念的雏形开始在脑内构建,什么是学术研究,什么是质性研究方法,乃至于民族志、扎根理论、叙事研究和行动研究等等究竟为何物。这种学习的过程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同样也是思维认知上的进步,而我一直认为后者的影响远甚于前者,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偏见容易被不断加深的时代。质性研究的课程给自己带来的认知变化就体现在对社会科学研究、实证研究、质性研究无知与偏见的消除。曾几何时,我也秉持着文科研究都很主观,无非清谈的观念,以文科生的身份对文科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表示怀疑,但教育学无疑可以归入社会科学。这也就意味着整个社会科学的大门都为教育学的研究者敞开,可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偏见来源于无知与焦虑,而对这一偏见的消解一部分来自于质性研究方法的课程,另一部分就是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课程了。质性研究方法的课程带来的是介绍性的导入,虽然知其大概,但管中窥豹,只见数斑,对学术研究的全貌缺乏认知。教育研究方法论带来的是体系化的引入,从哲学基础到研究伦理,一些上学期云里雾里的概念和知识只有在完整的体系化讲解中才能完全消化,本体论和认识论为什么如此重要更是要将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在一同讲解与比较才能直观的理解,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知识改变思维。第二阶段的转变之所以可以破除自己对于科学的狭隘认知,也有赖于源自本体论的追根溯源。

但从方法论的课堂上得到的如果只是与方法论相关的内容,或多或少还是一种遗憾,回头审视一学期乃至一学年的方法课程,具体方法记得多少一时间难以回忆,但一些超越方法本身的改变却是第一时间回想起来的,那就是对自己的身份、方法的价值与社会的认知。

我是有文科焦虑的,上文花大量的篇幅谈及文科焦虑,实际上是希望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尝试。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应局限于学术研究,更应该体现在一个人认识世界、思考世界的方式上。这种思维方式可以拓展课堂知识的应用场景,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自己在日益爆炸的信息中找到一席之地。无论是“过滤泡泡”算法下不断强化认知偏见、党同伐异的社交媒体,还是贩卖焦虑的大众传媒都在不断将加工过的信息通过电子屏幕传递到自己面前,如果不去思考,会变成这些信息的俘虏,但如果想要思考却手足无措,同样无法改变现状。在这个意义上,教育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训练,实际上赋予了自己足够强大而且拥有无限可能性的武器。

文科无用的焦虑也好,中产阶级的焦虑也罢,如何面对网络放大的一个个问题而不迷失自己,规范的学术研究方法训练带来的不仅是思考问题的步骤,更是基于严谨的方法得出结论,不盲从,不跟风的态度。研究方法课程的学习教会我的是“专业”,作为研究者,用专业的方法与学术思维去思考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也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

而“作为研究者”这样的自觉,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长期以来对学生的身份已经习以为常,没有意识到也不相信自己的角色在不经意间发生了转变。课堂上老师一句“你是一个研究者”带给我的震撼都出乎自己的意料,但却扎扎实实的改变了我对自己的看法,这种改变则主要是一种责任,一种身为研究者的责任。类似的责任感只在站上讲台面对一双双求知的眼神时体会过,那是一种意识到自己具有改变和影响他人人生的,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作为研究者的使命感,同样严肃,却更为宏大,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可以改变的不止是一个个个体,而是可以为社会的改变作出自己的努力的。

“你是一个研究者”和“你们作为研究者是拥有武器的”这两句话对我产生的影响远甚于特定的研究方法,如果说记者曾经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无冕之王,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那么学术研究者也应该是一样的,即使无法做出石破天惊的成果,也需要有一份社会责任感。而优秀的社会研究问题也都透露着这样一种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尤记得去年冬天发现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张鹂教授的《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一书,既是课堂上老师所讲的民族志研究的范例,同样也是对中国过去敏感问题的关注,虽然时过境迁,但在阅读这本著作的时候正值北京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浙江村”的故事与当下的现实联系起来,让我直观感受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而本学期的一次次研究设计修改与文献阅读的丰富也同样带给我许多关乎教育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与现实世界的种种问题密切相关,体现的是教育研究的接地性,同样也是学习教育学的价值所在。具体的课堂内容或许会淡忘,但对性别问题的再思考,从学术的角度看待感情的发展,以研究者的心态与要求认识和思考这个世界,关注诸如外来务工人员等等失语者,探究,才是不变的收获。

文科的式微由来已久,现今社会的重大问题已经越来越难经由文科的知识来解决,而中国当前的人文社科教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院系调整之后就面临着更为不利的条件,缓慢的复兴与对人文精神的追寻则贯穿着80年代和90年代,当前人文社科遇到的问题也不是短时间或是个别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然而学会如何以社会科学的方式思考与看待问题,在知识之外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能力与责任,或许可以为改变贫困的“人文精神”尽一份力。如果越来越多的旗帜上写着的是要“面包”,那么总是要有人努力立起“要信仰”的旗帜,不让快餐化的今天变成文科的明天。


作者简介

高磊,高教院硕士研究生二年级在读。